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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史学遗产及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启示
发布时间:【2020-01-09】        阅读:93 次


侯外庐史学遗产及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启示 

文 | 程鹏宇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其一生的学术工作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史学遗产,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代表著作、理论成就、史学路径以及学术精神。

一、代表著作。侯外庐一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又可以分在六个阶段中。第一段,1923—1926年,这是侯外庐在北京求学的阶段,他在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在报刊发表的一些学术、社会以及时政论文,如《哲学与人生》《理想中之妇女解放运动》《一年来的中国政治》等;第二段,1928—1932年,这一阶段是侯外庐翻译《资本论》与研究经济学的阶段,其代表作除了《资本论》译文之外,主要是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期间发表的一些经济学论文,如《最近国际金融关系之动态》《本年世界农业与金融之关系及其救济策》《日本金解禁之因果》《转折期之一九三○年世界经济界》等;第三段,1934—1937年,这个阶段是侯外庐史学的起步阶段,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史学方法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初步实现了从经济学向历史学的转向,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主要有《社会史导论》《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的历史的正确认识》等;第四段,1940—1946年,这个阶段是侯外庐史学的发展阶段,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代表作主要有《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等;第五段,1946—1960年,这个阶段是侯外庐史学的成熟阶段,他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和撰写《中国思想通史》,因此其代表作是两卷三册本《中国思想通史》(初版)和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第六段,1960—1987年,这个阶段是侯外庐史学的补充和总结阶段,代表作是《论汤显祖剧作四种》和《韧的追求》等。在这六个历史阶段中,侯外庐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又进一步成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新中国“中国思想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留下的丰富的学术著作,记录了其学术成长的轨迹,是其史学遗产的主体部分。

二、理论成就。这主要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大部分。在历史理论方面,侯外庐的主要成就是构建了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社会史理论和思想史理论两大系列。在社会史方面,侯外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在思想史方面,侯外庐提出了“国民思想论”、“正宗-异端对立论”和“启蒙思想论”。可以说,侯外庐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三个阶段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全部理论,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在史学理论方面,侯外庐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如他在史家修养方面强调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史学原则与方法方面强调材料的搜集、分析、整理以及概括和抽象;在史学创新方面提出了历史科学“生长点”问题等。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参瞿林东先生的《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本文不再赘述。

三、史学路径。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方法论的问题,而史学方法论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在这一点上,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在于“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在具体的历史中就表现为“生产方式”,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1930年代,侯外庐就在翻译和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在史学方法论上找到了历史研究的切入点,为其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理论根基。在解决了方法论的问题后,侯外庐又沿着方法论的指示,进入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史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基础,决定着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侯外庐在真正进入史学领域时,便选定了中国社会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写成了被白寿彝先生称为19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在回答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问题后,侯外庐又把目光投向了思想史,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写作,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系统认识。这一套史学研究路径的形成,奠定了其史学的基本特色。

四、学术精神。侯外庐晚年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韧的追求》,他曾说:“我的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韧的追求·自序》,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一个“韧”字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学术精神。侯外庐的学术研究起步于1928—1938年间对《资本论》的翻译,他在翻译工作开始之前,就决定根据恩格斯审定的德文第四版原著进行翻译。但是,侯外庐当时的德文基础为零,因此他必须从头学习德文——与诸多译本的互校工作,又决定其必须学习英文、法文、日文等外语。而且,马克思主义所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宽,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拥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学术任务。此外,生活的困难也是十分显著的,尤其是19282月其夫人徐乐英生下其子侯闻初之后,侯外庐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难。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侯外庐依旧坚持翻译《资本论》,经过两年的试译,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二十章,这无疑是“韧”的精神的表现。在从事史学工作以后,侯外庐依旧发挥其“韧”的精神,自1940年正式开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经过整整20年的奋斗,最终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这一史学巨著。晚年在身体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侯外庐还依旧坚持进行学术工作,正如他的老友徐淡庐先生评论的那样:“从他在病中仍然不断地思考历史、进行著述和整理过去著作等,充分说明他为革命事业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忘我扎实的作风不减当年。”(《怀念忘年老友侯外庐》,《峥嵘岁月——徐淡庐回忆文选》,重庆市渝北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印,1998年版,第84页)我们可以说,侯外庐学术经历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韧”的精神,是其史学遗产的重要内容。

侯外庐一生追求着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并在这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侯外庐自19263月以后,从现实的革命运动中吸取了教训,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自此以后,无论处于何种逆境,他都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用坚定的信仰诠释了他所追求的“韧”的精神,并用这种精神去翻译《资本论》,完成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在历史学的领域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完成这一系列工作——客观上讲,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自信,是不可能把他的研究工作持久地深入下去的。

二、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抽象地存在于云端的,也不是存在于某些人的主观想象之中,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总结出来而凝结于其著作中的。因此,要想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侯外庐的学术经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早年在翻译和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确立了基本的史学方法论;在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原著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理论;在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等原著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研究新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共产主义原理》等原著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中国中古史的基本理论。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先决条件。

三、要切实地研究和把握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特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详细地占有中国的历史资料,同时要具有世界史的视野,即要在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中发现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而不是夸张所谓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亦或反之,以西方文明为价值标准,任意裁剪中国历史。在这一点上,侯外庐的史学也是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的。他向来主张详细地占有史料,并在世界史的范围中,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进而发现和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时反对各种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思潮。总之,侯外庐在不断追求与创新的学术生涯中留下的史学遗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是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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