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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扬举:家训与中华文化一瞥
发布时间:【2015-01-24】        阅读:6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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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

□家训吸取和坚持人文理性方向,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辩正,对文化传统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训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长久的重要支柱。

□传统家训文化具有传承人生哲理、知识技能和社会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恒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长,也是社会化教育不可荒废的环节。

 

历代“家训”的传承发展

 

古人常言家、国、天下,国—家联称而合为“国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道德的乳母。具体到中国古代,家庭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的维系,发挥了长期而特殊的作用。应该说,正是家国一体的模式,使得中国古代家庭对中国文化、政法、经济、教育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家”在中国历史上承载有太多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人现实化的终极关怀。对家庭、家族的重视,催生了家庭教育的发达,造成了中国家训的繁荣。今天,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扬弃糟粕,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家训”一词,首见于《后汉书·边让传》,本意指家庭教育。这个词出现虽然晚,但家庭教育的由来却非常久远,伴随着家庭的起源就发生了。按照《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早在黄帝、尧、舜、禹时期,就有家庭训导。今天我们说的家训,通常指长辈对同辈或晚辈的家庭教育,狭义用法指的是有文字记述的、用于家教的“教本”。家训的体裁极为多样,例如:专著、文章、诰、诏、敕令、书信、遗言、格言、警句、歌诀、铭文等。中国家训之发达,在世界文化中实属罕见,其源流起自西周,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周文王注意对太子姬发和子孙的训导,《尚书·酒诰》、《逸周书》的《文儆解》、《文传解》有多条记载。武王为警示成王姬诵,在其席、盆、几案、镜子、门柱、窗户等各种显眼的物品上刻写诸多铭文,内容包括:提醒成王记住殷鉴,谦虚谨慎,敬天保民等。西周家训以周公最为突出,体现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等,以及《史记·鲁周公世家》、《礼记·文王世子》中。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反复劝诫成王等王公子弟增进私德和政治道德以及治国之道,以史为镜、节制淫乐、勤政无逸、知稼穑艰难、知人任贤、明德慎刑、宽惠百姓、咸和万民等,这些是最早的帝王家训。东周时期,孔子有劝其子孔鲤习《诗》、学礼的家训(《论语·阳货》、《论语·季氏》),对中国“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左传》、《国语》和诸子书中亦不时有零星文字。

家训成型在汉代。刘邦临终留下《手敕太子书》,追悔自己长于乱世、不喜欢读书的遗憾,告诫刘盈:勤学书法,与诸弟敬重老臣。刘向撰《列女传》,书中记述了许多贤娘慈母相夫教子的美谈。东汉班昭为训示女儿恭守礼教,著《女诫》,被尊为“女圣人”。这是第一部针对女性的家训,虽然其中关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并不合理,但是教育女性修持美德、仪态端庄、勤俭持家、和睦家族等是无可厚非的。三国时刘备有《遗诏敕刘禅》,告诫太子只有贤德才能服人,命其多读《汉书》、《礼记》、诸子、《六韬》、《商君书》等。名臣诸葛亮在《诫子书》、《诫外甥书》中要求子侄外甥志存高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流传甚广。南朝梁徐勉在《诫子崧书》中说:“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劝导长子保守清白家风,见利思义,见贤思齐。南北朝时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专著。该书7卷20篇,4万多字,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言辞”、“杂艺”、“终制”,经纬万端,包罗甚广。自此以后家训代有人作。

唐、宋家训递有发展。唐代士大夫、文人学士常有诗文劝导子女。唐太宗的《帝范》集历代帝王家训之大成,为太子确立12条准则,包括维持君王大体、封建亲戚、求贤任能、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远邪去谗、节欲诫盈、啬智崇俭、明赏慎罚、务农为本、威而不武、兴礼崇文等。唐末名臣柳玭有《诫子读书》,对立身、事业和家族得失兴废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和劝导。宋代文艺复兴,家训兴盛。司马光撰有《家范》、《居家杂议》、《训俭示康》三篇家训。其中《家范》引经据典,取精用弘,以德、礼为中心,包罗广泛。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和《续订规矩》很有特色,对封建家族的财产管理、分配和使用做了多条规定。南宋最著名的家训是袁采的《训俗》三卷(其好友刘镇将其改名为《袁氏世范》),号称“《颜氏家训》之亚”,包括“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陆游的《放翁家训》重视处世之道、爱国保族,歌颂耕读传家。

明清家训臻于鼎盛,产生近百部。明朝大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范围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等。明代思想家袁黄为训示儿子写了《训子言》(即著名的《了凡四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另一位明代思想家高攀龙的《家训》,提倡爱人敬人、宽待他人、改过迁善等。康熙撰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十六条》,强调家教从早抓起,认为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痴呆柔弱,提倡行善、志学、慎独、主敬、居安思危、以孝为先、学习科学知识等。明清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撰写家训,如薛瑄的《示儿》诗,吴麟征的《家诫要言》,方孝孺的《家人箴》、《幼仪杂箴》、《四箴》,吕坤的《孝睦房训辞》、《近溪隐君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傅山以传授治学方法为主的《家训》,万斯同的《谕侄》等。晚清时期,中国遭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出现大批有识之士,多留有宝贵的家训,例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

据《中国丛书综录》,从南北朝到清代产生的家训有117种。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其中,最典型、影响显著的家训不外乎:作为家训滥觞的周公家训,作为家训标志的《颜氏家训》,作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范的《袁氏世范》、《曾国藩家训》,作为帝王家训的《帝范》,作为女子家训的《内训》,作为民间最流行的有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家训取材极广,或剪辑经典,或采撷百家,或体会亲身经历,或总结学术成果,有继承,有发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它们一般文朴义丰,情理交融,切实易行,为立身、处世、治家所必备。

 

家训中蕴含的中华人文精神

 

家训对人的独立意志或曰志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人的重视,核心是重视人的尊严。要求子孙立志,因为这对培养独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必要的。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三国时期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说,“人无志,非人也”,要求儿子嵇绍拒斥内外诱惑,秉持独立志向。清代学者汪辉祖要求后代“于身名大节所关,须立定脚跟,独行我志,虽蒙讥被谤,均可不顾。必不可舍己殉人,迁就从事”。曾国藩认为立志就是“金丹”。“家训”重视人的情感,不但强调物理、事理,也强调情理。这是早期儒学人文精神的固有特点。家训对不近人情的东西多有澄清。颜之推谈丧礼时说“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礼根据人情而设立,恩情也可以根据事理而断绝,即使父母因为吃饭噎死,也不该因此而绝食。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礼教严苛的时代并不容易。儒学有尊重生命的倾向,讲“生生之谓易”,致中和、化育万物。颜之推说:“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即养生要以保全生命为前提。他又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珍惜生命并不是不讲原则,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严是有贵于肉体生命的。

家训主张出于人本身而尊重人。虽然总体上属于家礼、家法范畴,但几乎全部家训都强调“敬”。“敬”是礼仪文明的灵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袁采教导他的儿子说:“礼不可因人分轻重”,“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迈,曾不少顾。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无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礼待人,对富者、贵者极其尊敬,对待贫者、贱者则傲慢无礼,却不知道他人的富贵贫贱,与个人的荣辱并无关系。这是对礼教微言大义的正本清源。旧时明智的帝王贵胄也能注意到这一点。如唐太宗,礼贤下士,他的《帝范》对“敬”特有讲究,认为以国骄人必然招致辱身败亡。曾国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

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王夫之在《示侄孙生蕃》中,继承孟子的人禽分别论,说“人字两撇捺,原于禽字异”,教育晚辈不要丢失人的道德理性。袁采说“人贵于反思”。“反思”实际上是孔子“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新说法。早期儒学认为,人人能发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为圣贤。家训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为仁由己,自强不息。

家训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导后人认识幸福与努力的关系。早期儒学开启了民本主义,关注民生,谋求人的幸福。家训要求凡人都要尽人伦义务,尽人的使命,特别重视家族、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和谐幸福,每每引导子弟发挥主体能动性,建构社会和谐。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说:“敬于父母则孝顺,敬于夫妇则肃和,敬于兄弟则友爱,敬于朋友则利益,敬于僮婢则从令,敬于一切世俗则无辱,敬于言则不妄,敬于事则有成,敬于讲诵则有得,敬于作书临文则法日进。”他所谓“敬”,不是某些宋明道学家一味静坐、主敬之敬,而是对于一切都要诚心竭力去做。家训本于儒学精神,强调家庭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亲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根本。《颜氏家训·兄弟篇》说,兄弟有不和,会导致群从疏薄,以至于童仆变为仇敌。为何有人能折腰巴结权势,谄媚交通于富贵,而独不能亲其亲?为何有的子女论才能可胜任治理一方而独不能尽儿女的孝行责任?有的家训对人伦和谐提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如袁采《训俗》已注意到天下家庭不和谐,并非都因为父子责善、兄弟争财,更深的原因是“性不可以强合”,勉强不能带来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所以他说家长不能独裁,“父兄不必责子弟同于己,子弟亦不望父兄惟己之听”。

有的家训远远超出了治家的目的。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的家书具有较高的治理思想价值。万斯同富有历史理性,注重经国济世。他从学术上勉戒后生,应当以天下民生为学术使命。他感到同时代学者沉溺于诗文,不知经济为何事;潜心于古文,未尝以天下生民为念;他们讲的圣贤之学,往往疏于经世,以此为粗俗之事而不屑做,“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万斯同重经世致用,强调学术与经世统一,极有意义。万斯同说:“苟徒竭一生之精力于古文,以蕲不朽于后世,纵使文实可传,亦无益于天地生民之数,又何论其未必可传者耶?”沉溺于诗文、学术以求不朽之名,即使作品能够传于后世,也无益于人民的命运,又何况那些未必能传于后世的呢?这是对古代经世实学、济苍生福祉的人文精神的发扬。

 

家训与中国文化的清流

 

古代家庭处在漫长的专制社会的笼罩下,不能不受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和一些陈旧的文化观念牵连局限,因此也含有一些糟粕,例如愚忠愚孝、蒙昧迷信、男尊女卑等。此外,受家庭情结的纠缠,家训可能会导致重家庭不关心社会、国家,存在造成社会发育和治理相对滞后的潜在危险性。但是家训的主流是积极的,对自身和整个中国文化都有洗礼的意义。

传世家训,主要是为了教导后代成就人格、传家立业、为人处世、自食其力、利国利民。凡是歪门邪道、邪说淫辞、索隐行怪、恶习陋俗等行而不远的东西,家训一般是不道不教的。家训吸取和坚持人文理性方向,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辨正,对文化传统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训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长久的重要支柱。

家训大多把对久经历史考验的经典学习作为神圣的任务,由此提供了培植人文理性能力的活水源头,从而使普通市井之家亦多以诗书传家。《朱柏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颜之推说:“所为学者,欲其多智明达耳。”袁采认为“子弟不可废学”,“盖子弟知书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强调读书是为了使人智慧、明达,摆脱了急功近利的狭隘的读书价值观。宋、元、明、清学者在家训中多仰慕圣贤君子、崇尚天理、维护道德,教导子弟多读书明理,克服野蛮、愚昧、迷信、猖狂妄行。通过学习经典培植理性的价值是读书做官、经商谋生等其他价值所无法比拟的。家训所谓经典,并不局限于儒学一家,兼有对道佛教乃至百家精华的取用。这些都是家教中人文精神得以保持健康存在的根本原因。

家训对封建礼教的僵化多有批评。“五礼”之中丧、祭二礼常流于伤残浪费,婚、宾二礼常流于奢靡夸诞,失去古礼以虔诚、敬重、俭朴为本的精神。陆游批评南宋愚昧的丧家花费大量钱财,侈于道场斋施。他说,若贵侈才能得福,那么贪吏巨富之家岂不是华福不尽?而穷人家岂不是都要“沦坠”、下地狱?“佛法天理,岂容如是?”旧时处丧期间要求喝稀粥,陆游遵循上古礼缘人情的制礼原则,以为有些人体气衰弱,不能去掉肉食,这虽于丧礼小有出入,但也是不得已,应当允许。旧时陋俗有童子订婚,袁采告诫他的儿子说不可前定终身。家训对礼教扭曲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基本上是对先秦礼学中人文理性的复归。古代礼学讲究时中、适度、称情制宜等原理,在陈确的家训中得以体现。陈氏《丛桂堂家约》中的人文理性已达到启蒙觉醒的水准。他反对生子时祭拜父母、神佛,主张改革聘、嫁、丧、葬时礼,求从简从俭从省。他劝诫不要竭尽亲友之情、逼尽僮仆余力,不可亵使婢女等,反映对人的平等敬重。

家训大多反对“巫觋祷请”、“符书斋醮”的迷信,反对道德上的绝对天命论等,强调人为的努力。袁黄在家训中以身为教。早年有人给他算命,把他的运程算定了,袁黄大半生就如此致误。后来云谷禅师告诉他,积善行可以改变命数。他从此积极努力,打破了老者算命的结果。他训示儿子说:“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为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他进一步要求儿子在显荣时要想到落魄,在顺利时常想到厄运。这是发扬辩证理性的人文精神。虽然家训中有不少讲“天命”的文字,但仔细分析可知:家训所讲的天命,主要是指“谋事在人,成败在天”的意思,不是教人等待命运安排、无所作为。这个“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用法上常常是积极的。比如,当儒者讲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时,是力避天命说的,这在家训中常见。曾国藩说:富贵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袁采明示其子:穷达沉浮与道德操行不要扯在一起,操行是“吾人当行之事”,不能要求操行高则荣贵,否则就必然弛废道德。

中华人文精神起源很早,内容丰富,家训与家教开辟了中华人文精神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家训发挥其作用自有原因,颜之推指出:家训教育建立在人伦亲情的基础上,对同样的教导,人们一般从信其亲人;禁止童子暴谑,师友不如傅婢的指挥;阻止凡人的争斗,尧舜之道还不如妻子的劝导。这是符合常情常理的。传统家训文化具有传承人生哲理、知识技能和社会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恒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长,也是社会化教育不可荒废的环节。中国古代家训蕴藏有珍宝,这些完全可以和封建糟粕剥离,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古代家训文化的作用,应该发掘其时代价值,利用它们为社会教育服务。

(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14年12月29号“文化周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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