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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发布时间:【2015-09-02】        阅读:66 次

        《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用白话文解释,即人们所走的道路,直达的大路叫作“道”。《现代汉语词典》:道作名词时,指道路;方向,方法,道理。   

        “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本意是道路,引申为自然法则,称为“天道”,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即社会和人的价值标准。“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的研讨,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使人们能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文明”的同义语,含人的道德情操和社会制度。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天道”与“人道”。

     老子独特的“天道”与“人道”论

     老子(李耳)春秋末期人,做过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他在《道德经》中阐述了独特的“天道”与“人道”论。

     《道德经》赞扬“天道”,认为“道”演化为万物,没有神力,自然而然。“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它像无形的巨网那样广大无边,将世界上的一切都囊括在其中。与此不同,“人道”自私、偏狭、不公,“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77章》)。为克服这种社会弊病,老子倡导“人道”效法“天道”。

     治国者要有“柔弱”、“无为”的品格:淳朴,谦卑,像水一样与百姓在一起;圣人“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49章》)。这样经过“天道”改造过的“人道”,达到“道法自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道德经》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出中华古代辩证思维的绚丽画卷,充满智慧和洞察力。不过,《道德经》用自然“天道”否定“人道”,在理论上也有其偏颇的一面。

     孔子关于“人道”的理论

     这里只谈孔子“人道”论,至于儒家《易传》和荀子关于“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的论述从略。

     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显然,在孔子看来,“道”指人的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是人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孔子还说,当“道”与个人的生命冲突时,志士仁人应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生命,以维护“道”的尊严。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人有认识能力,有道德自觉,有使命感,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   依据孔子的解释,这种使命感建立在对百姓的关怀上。这被后世称为“民本论”。子路问孔子:“愿闻子之志。”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又把能够广泛地有利于百姓而解除他们患难的行为称为“圣”。在他看来,即或是尧、舜也没有完全做到。战国中期,孔子的民本论为孟子继承、发展,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百姓最重要,社稷(土神和谷神,象征国家)次之,君主又其次。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这5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剧变的历史阶段,是从血缘宗法社会向统一的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开创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各派都有关于什么是“天道”、“人道”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儒家,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中唐时期韩愈关于“道统”和“文以载道”的理论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针对佛教的“佛统”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阐述儒学的传承谱系: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又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自信他有责任接续这个传承谱系,称之为“道统”。

     韩愈“道统”论阐述了儒学的“先圣明君”既是治国理政的典范,又是正宗思想的传承者,宣传“君”和“师”的统一,体现“内圣外王”的融合。韩愈借此说明:中华人士应尊奉儒学而非其他。

     韩愈在理论上还有一大贡献,就是为士子们学习研究儒学指出了言行统一的道路,他推崇《礼记》中的《大学》,认为其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立志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有序可循。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时的散文,文体自由,表述清晰。魏晋以降,在汉代赋体的基础上形成的骈文,讲究对偶、声律、典故和词藻,华而不实。针对此,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力主进行文体改革,用古文来振兴儒学,弘扬道统。韩愈的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在中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以及韩愈的学生李翱都是古文运动的推动者。

     儒、释、道融合的历史文化意义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于是提出了儒、释、道融合问题。这取决于儒学这一主流文化是否能与时俱进,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充实自身;还要看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是否能实现中土化、世俗化。唐朝时,长安佛教寺院很多,形成了不少佛学宗派,称之为“中国佛学”。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的唯识宗(因他们长住长安慈恩寺,又称慈恩宗),其论说来自印度,中土化不足,只流行了40年即告衰落,这与中土化、世俗化比较充分、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禅宗远远不能相比。禅宗认为,“心”是最根本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去做。

    北宋时期儒、释、道融合趋于成熟,理学成为儒学的新形态。理学中的关中学派开创者张载(1020-1077年)在凤翔府(今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授徒讲学,提出儒者应有文化的担当精神,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重温张载的上述名言,仍然感受到强大的精神鼓励。

     中华民族历来重道崇德,这是优良传统。“道”与“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但也有共性,由此反映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重视历史文化研究,推进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说: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所凝结的先人智慧,对今天治国理政有不少启示。他指出:发掘和利用工作做好,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

     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是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创立了“本纪”、“列传”、“表”、“书”的史学体例,从五帝之首的黄帝开始叙述中华历史,为后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史记》论述治国理政者要有深厚的道德素养,又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还认为,西周时制礼作乐的周公和西汉时的萧何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司马迁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他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停留日久,进行考察体验,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将孔子定位于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至圣”,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书》的作者班固,今陕西扶风人,他撰写的《汉书》扩大了史学范围,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中外交往等都属于史学研究的范围。他把《史记·大宛列传》改写成《西域记》,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历史,这对我们今天理解陆上丝绸之路有很大帮助。

        两千多年前,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个论点并未过时,至今仍然有现实的教化意义。

       (本文为作者在“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清明黄帝文化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2015年4月13日发表于《北京日报》,并先后被新华网、光明网、求是网、中国文明网、和讯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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