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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中国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发布时间:【2015-09-06】        阅读:73 次

中国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张岂之

       《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的时候,产生了许多学说,“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一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教化),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了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原载人民日报9月1日第16版“大家手笔”栏目,
并转载于人民网、儒家网、中国作家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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