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1987），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于平遥县西王智村，1987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侯外庐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奠基人，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先导。
侯外庐先生在青少年时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24岁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过周恩来等创办的《赤光报》。1930年经莫斯科回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6年与王思华翻译了《资本论 》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在上海香港主编《文汇报》副刊，并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活动。1948年进入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常务委员等。
侯外庐先生一生主要从事社会史、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并亲身执教，对教学管理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西北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对该校的教学、科研及学校的扩建与发展有重要贡献。侯外庐在长期的革命教育及管理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提倡实践精神与求实作风；提倡“韧的追求”；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并有所创新和前进；倡导教学和科研的统一。
侯外庐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 思想学说史》(上、下册)、《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 纲》(上、下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宋明理学史》(上、下册)等。 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众多史学家中，独树一帜，在很多方面自成体系，例如：对中国思想得发展历程做了系统梳理，明确从社会史入手解决思想史问题，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发掘出很多曾经不被重视的的思想家和“异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厘清了中国古代城市和国家的起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侯外庐先生早年考入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次年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1927年夏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次年春在巴黎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并主编《赤光报》。1930年春归国，任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师范大学教授。1932年2月被捕入狱，次年8月被保释出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西安等地从事着译活动，并参与创办临汾民族革命大学。1938年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并参与中苏文化协会及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工作。1946年在上海从事着述活动，并主编《文汇报》之《新思潮》周刊。
1947年转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次年去东北工作。1949年3月入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1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先生合影
20世纪20年代初，侯外庐在北京同时读两个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法政大学攻读的是法律，师范大学修研历史，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认识李大钊是由侯外庐的朋友高君宇介绍的。后来侯外庐记述了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李大钊）对几个年轻人很热情，既谈思想，又谈学术。我向他讨教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他都一一作答。与大钊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开始以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大的热情参加学生运动。从他那里感染到对理论的浓郁兴趣，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 认识李大钊之后，侯外庐就常向李大钊借一些外界不大能见到的书籍。此时的侯外庐，阅读广泛，对各派学说都努力涉猎，希图从中寻出济世救国的思想、理论。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原着及译本极难见到，就连李大钊当时借给侯外庐的，也只是布哈林所著《唯物史观》的英译本，以及罗莎·卢森堡等人的着作，这在当时也属不可多得。
1926年，为呼应南方革命形势，侯外庐与几位朋友想独立办一个刊物。但等付印时，却凑不齐印刷费。侯外庐去向李大钊求援，李大钊当时也不宽裕，他转向邻近的李石曾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这笔钱援助了这几位热血青年，使他们编辑的秘密刊物《下层》终得以问世。由于《下层》显而易见的色彩和立场，当时的军阀政府立即下令取缔。这年冬天，侯外庐为还借款，在北京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与李大钊见面。侯外庐向李大钊介绍了《下层》发行后的反映和被查禁的情况。李大钊说，刊物即使被查禁，也是一场胜利。李大钊还鼓励侯外庐参加国民党组织，希望为它做一些实际工作。侯外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李大钊谈到自己对理论很有兴趣，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他表达出自己的一个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重要着作。这样一则可使自己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则可以为国内广大探求真理的读者提供营养。这个想法得到李大钊的赞同。 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很难实现。因为侯外庐在北京几年也未找到一本马克思的原着，更遑论翻译了。接下来，时局骤变，张作霖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庐因为接触过李大钊，主编过《下层》刊物，也被列入黑名单中。面临逮捕危险的朋友各奔前程，侯外庐也决定取道苏联，赴法国勤工俭学。
为进入苏联，侯外庐在哈尔滨等候签证达半年之久。在这里，他出乎意料地在街头书摊发现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如获至宝，立即买了下来。回到旅馆，他天天使劲钻研，由此，他甚至为自己规定了赴法的使命———学习德文，从原著直接翻译《资本论》。 也就在这段时间，传来了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杀害的噩耗，悲愤之余，侯外庐更坚定信心，发誓要译出《资本论》，以此祭李大钊英灵，“以酬他对我的蒙师之教”。 到了法国之后，侯外庐一面在巴黎大学听布克莱教授讲“唯物史观”，一面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自修钻研《资本论》。 但是，侯外庐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此久留。为了珍惜这里的“自由空气”，他充分地利用着每一天时间。据侯外庐后来回忆：“那时候，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世界文化荟萃之都，可侯外庐在此三年，竟然一次也没去参观过卢浮宫、凡尔赛等名胜，连埃菲尔铁塔也只是远望，无暇登临。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工作之中。
到法国一年之后，经过充分研读准备的侯外庐，开始试译这部伟大的社会科学着作。当时侯外庐所依的蓝本，是《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为了译得确当，他还参照英、法、日文几个译本。据侯外庐自己讲：在语言方面，我几门外文的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在理论方面，自认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还须从头学起。而《资本论》，是马克思以四十年心血所系的巨着，它不仅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成果，而且仅就其中的内容，也是一座包含了丰富人类知识的宝库。侯外庐遇到的翻译难度，大到难以想象。 侯外庐在试译《资本论》的过程中，虽经长时间准备，可仍常常存在障碍。侯外庐最下大功夫的是补读了马克思哲学及经济思想来源一脉的黑格尔哲学，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几部大块头着作。这些补读，收益甚大，以至侯外庐后来说：回想起来，多亏了十年翻译《资本论》期间受到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会有机会那样广泛地阅读和学习。 在法国三年，侯外庐付出了几乎全数的时间和精力，得来的成果，是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二十章。带着这些成果，侯外庐于1930年回国。回国之后，他依然沉浸于这项艰巨的工作之中。但是，他感觉自己所译的文字方面应当有所改进，便与曾在英法留学的经济学家王思华合作，又重新开始移译；并与书店签订了出版合同。
1932年，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至七章）由生活书店出版；1936年第一卷合订本出版（这个译本出版后，侯外庐曾托请红军驻太原的代表周小舟转呈一部给毛泽东。解放后一次到中南海开会，毛泽东还对侯外庐提到自己在延安见到过他所译的《资本论》）。再后来，侯外庐仍独自以全力进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地租部分的翻译。这期间他时时受到坐牢的威胁，并且就在监狱里，仍以“匹夫不可夺志也”为誓言，努力深造德文，为出狱后继续翻译做准备。 就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同时，中国也有人正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1930年时，由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启修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三章，由昆仑书店出版；1928年，王亚南与郭大力两个不足30岁的青年也开始合作翻译《资本论》。抗战开始后，生活颠沛流离的侯外庐才被迫中断《资本论》的翻译。后来王亚南、郭大力的译本出版，侯外庐才与生活书店解除了翻译出版合同。此时，距他开始与《资本论》结缘，已经整整十年。
晚年的侯外庐先生
侯外庐先生系马列主义新史学和有奴派的著名学者之一。他的学术成果和地位，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概括起来，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密切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有科学的理解，并且提出“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进行科学的理解和研究。 第二，侯外庐先生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第三，注重古代学术史研究，把历史上所有思想都视为具体学术背景下的产物，任何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既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对思想的影响，也不忽略学术本身在思想史进程的相对独立的地位。第四，主张既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也要参照西方思想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科学地解释中国思想的发展史。第五，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思想时，从哲学观点、逻辑结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等角度统一剖析思想家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以达到对该思想家学术成果的准确把握。第六，提出对思想家的研究必须做到“横通”与“纵通”相结合。所谓“横通”就是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同历史时代其他思想家与流派的关系；所谓“纵通”是考察不同时期思想的流变，以及该思想家在流变过程中的地位。如此，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一个思想家在思想史中的价值。
侯外庐先生著述、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4年6月由山西国际社出版。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原著、与右铭（王思华）合译。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1936年冬季号，重刊于1938年该刊第3卷第4期。
《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文主义”之特征》，发表于1939年1月1日《时事类编》特刊第29期。
《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的学术运动》，发表于1939年4月《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一期。 《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精神》，发表于1939年5月1《时事类编》第36期。
《社会史导论》，发表于1939年9月《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
《略论方法问题》，发表于1940年《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
《历史的阶段与了解》，发表于1940年《读书月报》第2卷第9期。
《中山先生年谱》（与李甄陶合编），发表于1940年3月12日《中苏文化》第5卷特刊。
《中山先生遗教的核心精神》，发表于1940年3月12日《中苏文化》第5卷特刊。
《论晚清百年来金融贵族的成毁》，发表于1941年2月《读书》月刊第2卷第11期。 《阿Q年代的“问题”》，发表于1941年10月《中苏文化》第9卷第2、3合刊。
《屈原思想的秘密》，发表于1942年1月《中苏文化》第11卷第1期，《新华日报》1942年2月17日转载。
《屈原思想渊源的先决问题》，发表于1942年1月《中苏文化》第11卷第2期，《新华日报》1942年4月22日转载。
《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尽度）》，发表于1942 年1月《中苏文化》第11卷第2期。
《周代社会诸制度考》（署名徐乐英），发表于1942年7月《群众》周刊第7卷第14期。
《中国古典社会论》，1943年1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孔子批判主义的社会思想底研究》，发表于1943年4月《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1期。 《中国古代“贤者”之史的研究》，发表于1943年7月《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3年由国际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1943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考》，发表于1944年1月《文风》杂志第1卷第2期。
《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发表于1944年5月《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4期。
《东方古代文明理解之钥匙》，发表于1944年5月《文风》杂志第2卷第5期。
《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家李二曲评述》，发表于1944年5月《中苏文化》第15卷第3、4期合刊。 《颜习斋反玄学的基本思想》，发表于1944年6月《中苏文化》第15卷第5期。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6月由重庆文风出版社初版。
《黄梨洲的哲学思想与近世思维方法》，发表于1944年7月《中苏文化》第15卷第6、7期合刊。
《第十七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号筒——龚定庵思想的历史说明》，发表于1944年8月《大学》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1944年11月由重庆三友书店初版。
《黄梨洲的诗文论》，发表于1944年12月《民主世界》第1卷第14期。
《船山学案》，1944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发表于1945年2月《中华论坛》第1卷第2期。
《第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个新世界观》，发表于1945年3月《中原月刊》第2卷第1期。
《章太炎关于民族、民主的政治》，发表于1945年3月《民主世界》第2卷第6期。
《康有为与变法运动历史》，发表于1945年4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3期。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1945年6月由重庆三友书店初版。
《古代文献最初发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考》，发表于1945年6月《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 《谭嗣同的社会思想》，发表于1945年7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6、7期合刊。
《戊戌政变健者谭嗣同的思想流派》，发表于1945年7月《民主世界》第2卷第12期。
《“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派”的关系》，发表于1945年3月《中华论坛》第1卷第5—6期。 《关于哲学起源的理论探讨》，发表于1945年《民主世界》第2卷第6期。
《苏联历史学界诸争论的解答》，1945年8月由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出版。
《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发表于1945年8月《中华论坛》第1卷第7、8期合刊。
《章太炎基于“分析名相”的经史一元论》，发表于1945年9月《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 《王国维古史决疑的诸范例》，发表于1945年9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8期。
《中国古代氏族专政与政治起源》，发表于1945年10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9、10期合刊。 《中国古代氏族专政的修正与否定》，发表于1945年12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12期。
《中国古代的变法运动》，发表于1946年3月《中苏文化》第17卷第2、3期合刊。
《民主的历史考察——在沙坪墺的讲演》，发表于1946年4月< , font face="Arial">11日《新华日报》。
《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1946年7月由上海长风书店出版。
《复苏联历史学家格莱科夫的信》，发表于1946年8月《中国学术》创刊号。
《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从经验方面考察）》，发表于1946年8月《中国学术》第2号。
《先秦诸子思想（评价）》，发表于1946年10月《青年知识》新4期。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1946年由上海文风书局出版。
《人类思维及哲学思想的发》生，发表于1947年上海《唯民》周刊第3期。
《新哲学教程》（与罗克订合著），1947年3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我怎样研究中国古代史》，发表于1947年《青年知识》第5期。
《司马迁思想的悲剧性》，发表于1947年5月3日上海《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10期。
《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下册），《新中国大学丛书》于1947年5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司马迁怎样说出墨者要旨呢》，发表于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12期。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与杜守素、赵纪彬合著，1947年6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司马迁的诸子要旨及其用意》，发表于1947年7月《大学》月刊第6卷第3期。
《汉代社会新论》，发表于1947年8月《大学》月刊第6卷第4期。
《中国古代社会史》，1947年10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论纵横家的商人思想》，发表于1947年《读书与出版》第2年第5期。
《魏恶儒道论争四派中之“儒道合”派》，发表于1948年3月《时代评论》第5卷第99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神灭思想的战斗传统与范缜的神灭论》（与纪云彬合作），发表于1948年3月《时代评论》第5卷第102期。
《鲁迅与中国思想传统》，发表于1948年9月22日香港《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2期。
《文天祥思想（答读者问）》，发表于1948年9月29日香港《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3期。 《孙中山到毛泽东》，1949年由山海书屋出版。
《中国思想通史——中古编序》，发表于1950年4月2日《光明日报》。
《论汉代思想的阶级性总倾向》，发表于1950年4月26日《光明日报》。
《魏晋思想之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发表于1950年5月1日《新建设》第2卷第5期。
《关于五四运动谁领导的问题》，发表于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
《汉代社会史绪论》，1950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与杜守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新中国大学丛书》。1950年6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五世纪末唯物论者范缜研究》，发表于1950年8月《中国科学》第1卷第1期。
《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1950年《展望》第6卷第12期。
《社会发展史的一些问题》，1950年由展望出版社出版。
《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发表于1950年11月1日《新建设》第3卷第2期。
《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发表于1951年1月26日《光明日报》。
《“实践论”——中国思想史（知行关系）的科学总结》，发表于1951年3月6日《新建设》第3卷第6期。
《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合著，1951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武训——中国农民拆散时代的封建喜剧丑角》，发表于1951年6月5日《光明日报》。 《严复思想批判》，发表于1952年3月5日《新建设》第4卷第3期。
《论洪秀全与洪仁玕》，发表于1952年4月6日《新建设》第4卷第4期。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发表于1954年2月《历史研究》第1期，《新华日报》五月号转载。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适用于古代中国问题》，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第4期。
《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发表于1955年2月《新建设》第2期，1955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转载。
《孙中山——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表于1955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想的特点》，发表于1955年5月3日《新建设》第5期。 《从对待哲学遗产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批判胡适怎样涂抹和诬蔑中国哲学史》，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修订本），195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发表于195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转载。
《汉代白虎观宗教仁义与神学法典《白虎通义》——兼评王充对白虎观神学的批判》，发表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批判梁漱溟反动的历史观点及其复古主义》，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介绍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发表于《历史教学》1956年7月号。
《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转载，又载入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集。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195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政治面貌》，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同年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源于秦汉之际》，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专题报道。
《中国思想通史》一、二、三卷（增订本），1957年3至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介绍陈确着书中所仅见刊本《葬书》的思想》，发表于《新建设》1957年第6期。
《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
《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下）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
《学习先进理论，加强的思想路线》，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怎样对待孔德的思想》，发表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
《中国哲学史略》，1958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9年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 《谈谈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兼评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发表于《争鸣》1958年第5期。 《古史领域中“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厚今薄古论文集》选载。
《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序，1958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唯物主义者王安石》（与邱汉生合作），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
《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第4期。
《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王廷相哲学选集》序，1959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6月由中华书局重印增订本。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发表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7期。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第7期。
《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合作），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
《陈确哲学选集》序，1959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明道编》序，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伯牙琴》序，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十六世纪中国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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