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 张炜煜 吴爽）
作为国学大家和教育家，张岂之手不释卷，至今仍每天坚持读书、看新闻。他住在清华园的一所老居民楼里，尽管80多岁了，但衣饰向来整洁，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身材高大清癯，举止优雅，令人见之忘俗。
他最近在看《朗润琐言：季羡林学术思想精粹》并做笔记，每次出去开会都看一点，觉得好的都划了重点号。以有涯人生做无涯探究，张岂之乐在其中。
影响深远的几位老师
张岂之生于1927年。少年时，由于战乱，张岂之就读的学校一再变动。在江苏南通读的小学，在甘肃兰州读了初一、初二，再到陕南城固读初三，后来又到重庆，就读于南开高中。
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返回北平和天津复校，并于次年联合招生，张岂之报考了北大哲学系。他还清晰地记得语文作文题目是《学校与社会》，作文中强调了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得了很高的分数；他也不偏科，数学考了60多分，以正取生的身份被录取。
汤用彤先生当年任文学院院长，开出了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印度哲学史四门课。汤先生想让学生知道，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这种教学方法让张岂之受益终生。张岂之当年听了前三门课并做了详尽的课堂笔记。汤先生不仅看过这些笔记，甚至还亲笔修正了里面的错讹。这些笔记如果现在还在，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
让张岂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在“英国经验主义”课堂上，汤用彤先生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洛克如何用经验主义修改了笛卡尔的知识学说？张岂之认真阅读了原文，很快写出了读书笔记，但汤先生认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即没有注明笛卡尔能够贯彻其知识论的起点：“我思故我在。”青年张岂之辩护道：这些我懂，别人也都懂，所以没必要写出来。”汤先生的教育风格就是娓娓道来。他轻轻地说：要从学生时期养成好习惯，写东西是给别人看的，作者了解的东西读者未必了解，要处处考虑读者。文章中重要的环节即或众所周知，也不能省略。
贺麟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有效。那时候他开的是“黑格尔哲学”选修课。1948年选读该课的共有5名学生，贺麟先生译出了中文本《小逻辑》，让学生根据原著对中文本“加以校正”或提出问题。其他4人据德文版，张岂之据英文版。平常自学，每周去贺麟先生家里听一次课，大家常常能发生争论。这种教学方法特别有启发性，5人之一的杨祖陶就是这样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后来，贺麟先生在《小逻辑》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引言”中说：1946至1950这一学年内，我在北京大学授“黑格尔哲学”一科，班上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诸同学，并有王太庆、徐家昌二同志参加。上学期我们研读《小逻辑》，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他们都参读了我的译稿，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作有读书报告。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
上大学的时候，张岂之求学积极主动。有个学期，讲师齐良骥开的选修课《英文哲学名著选读》只有张岂之一个学生选读，但系里并没有因此停开这门课，齐先生也没有提其他要求。结课后齐先生还递给他一张纸条，问自己讲课的不足之处。后来的石峻先生讲课风格不同于齐良骥先生，他热情奔放，随时挥洒，听得人天宽地阔。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湖南乡音较重，语速较快，有些地方学生听不明白。于是张岂之就把听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归纳出来，写短信给石先生请求点拨。石先生有时候留书给张岂之，纸条上会提示阅读时注意哪些问题。他还主动问张岂之需要哪些书，并带他到自己堆满了图书的宿舍让其挑选。张岂之借书后写借条，石先生不要，说你用后还我就是了。师生间这份宝贵的情谊迄今让张岂之感念不已。
一向重视高校教学
1950年，张岂之从北大毕业。毕业以后有两个途径：一是工作，二是继续读书。任继愈先生建议张岂之继续读清华哲学系研究生。任先生还让张岂之星期天去见他：“我带你到清华看看，环境很好，学术气氛也不错。”张岂之一度担心自己考不上，任先生鼓励他好好准备。当年清华大学招了24名研究生，哲学系有3个名额，其中就有张岂之。
随后有消息传出：清华不办文科了，都并到北大去。这让文科学生惶恐不安。好在柳暗花明，天无绝人之路。张岂之的另外一个老师、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派人来找他。1948年张岂之听过他的《中国思想史》专题课，得了80分的成绩。1951年侯先生到西北大学去做校长，想要把在北大听他课的学生带去，这可把张岂之高兴坏了。第一，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西汉、唐两个盛世都在这里，文化古迹丰富，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好的城市；第二，西周就是在那里兴起的，有2000多年文化积淀；第三，西北大学当时是国立西北大学，前身是西北联合大学，老师当校长，跟着他学，进步会挺大的。就这样，张岂之决心去西北大学。
甫去，侯先生就给了他讲师名义：“你在清华当过研究生，我不给你助教身份。”侯先生强调：讲课的人是讲师，不讲课的人不是讲师。就这样，张岂之第一门课是给法律系调干生讲《逻辑学》。侯先生来听了他一堂课，说原理讲得可以，但是举的例子不生动，还需要继续努力。
张岂之对教学一向重视。从1952年到1978年，20多年他一直是讲师，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评为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张岂之担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校长。这都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不过当校长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业务，坚持给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本科生上《中国思想史》。学生们回忆说：张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时不看原稿，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听起来非常过瘾。其实并不是张岂之记性好，而是他重视课堂教学，准备充分，要用的材料都能背下来。
现在高校有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但在张岂之的记忆中，教他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这对张岂之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在科研和编写教材之间，张岂之一直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没有上级布置，没有申请课题，没有启动经费，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下午，张岂之和几位同仁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归纳出若干原则，之后就开始了《中国思想史》的编写工作。这本由张岂之统稿主编的教材今天依然在大学里使用。2002年，张岂之又主编了既有思想史又有文化背景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历经4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上一度出现贬低、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象，这促使张岂之决心推出适合年轻人阅读的书来。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拟出提纲，又邀请专家，主编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书。该书于1994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后又出了插图本和英译本，共印刷十多次，迄今不衰。张岂之并未满足于已有成绩，2002年，他拟出15个专题，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为主线，邀请学术观点相近的专家写出了《中国历史十五讲》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销量很不错。作为侯外庐的学生和长期助手，侯外庐先生主编的皇皇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也有张岂之的一份贡献。
作为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张岂之谦虚谨慎，他说，有生之年，在学术研究上要再做一些事，还有新的计划要实现。
（按：文章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7月24号第10版“名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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