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专门史国家级重点学科点以中国思想史为研究特色。中国思想史是西北大学历史学科传统优势学科。该学科点由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侯外庐（1903-1987）奠基。1950年侯外庐任西北大学校长，1952年建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1986年发展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多年来，学科点在张岂之教授的领导下，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儒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佛、道教思想以及陕西思想史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代表性成果，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和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学科点1978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被评为陕西省重点学科，1987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5年获准设立国家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在中国思想史的带动下，西北大学中国文化史、中国宗教史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构成西北大学专门史研究的特点。1997年“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被列入“211”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学科。2007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点。目前学科点共有专门史（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哲学、宗教学3个硕士点，1个博士点（专门史）、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依托的西北大学历史学科1995年就被批准为国家首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5年获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学科点学术带头人张岂之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主编或自著的著作20余部，培养毕业硕士生18人、博士生38人和博士后6人，曾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多项，现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施工程”史学组首席专家等。
    目前共有研究人员21人，其中教授11人，博士生导师7人，副教授5人，讲师6人，具有博士学位者18人，36至45岁之间的教授5人，46至55岁的教授4人，有一年以上国外访问研究经历的5人。队伍中从事思想史研究的9人，从事文化史研究的4人，从事宗教史研究的4人，从事比较思想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4人。
    学科点主要致力于研究“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注重思想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渗透，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儒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积累。
    其中对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注重从社会史出发，对中国思想的发生、演变和发展进行总体把握。这一研究范式由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5卷6册）所开创。近年来从我国古代学术特点和通史的角度深化对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张岂之教授主持的《中国思想学术编年》6卷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是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编年著作，《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8册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则尝试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作出新的总结。
    对中国儒学史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儒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儒释道关系以及儒学的历史作用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学科点参与主持对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出版的《宋明理学史》 (人民出版社1984、1987)，完整地揭示了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历史，1995 年获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9 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二等奖和首届郭沫若史学奖荣誉奖。90年代初，学科点又组织撰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对儒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作了探索,特别对儒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作了分析。近年来，学科点在“汉代经学史”、“经学与理学思潮的形成”、“理学与佛学的关系”等研究方面有所深入，在儒学学术史、儒释道关系互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方面，主要致力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转型和创新的途径。上世纪80年代初，张岂之主持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出版了《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变迁》 (中华书局1994初版、1998年修订版、2000年再版)。90年代中期，学科点主持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出版了《刘师培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近年来，主持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贺麟学术思想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等著作，同时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转型”和“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比较重视制度文化史的研究，力求将思想史与制度文明研究相结合，深化对思想在社会制度领域作用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黄留珠等就对秦汉官吏选拔制度进行了探索，出版了《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等著作；2001年以来，田旭东、陈峰等对秦汉、唐宋军政制度及兵家学说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出版了《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等；同时，在中国古代民族、外交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研究方面，出版了《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等，为理解中国思想在官吏选拔、军政制度以及民族与外交领域的反映提供了帮助。
    中国宗教史是近年逐渐凝聚起来的、有潜力的方向，主要探讨中国宗教信仰的形式和特点，总结中国道、佛教演变史，揭示中国宗教的思想理论基础、宗教文化的形态以及三教关系等。2001年以来，谢阳举等先后就“道家哲学比较”、“老子的神秘主义思想”、“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等，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发表了论文，同时出版了3部专著。在道家现代价值与中国环境思想的发掘方面，出版了《环境哲学前沿》（学刊）、《环境哲学译丛》（2007年出版5种）等。张弘等承担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研究”、“汉传佛教祖庭研究”、“理禅融会与宋诗”等多项国家或省级科研项目。李利安等先后就“印度古代观音信仰”、“唐五代佛寺”、 “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等专题进行研究，出版考辨或研究专著8部；在《世界宗教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5篇。 

    2001-2006年间，学科点主持完成科研项目36项，其中自主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共拥有科研经费277.20万元。出版著作60多部，其中代表性的有：

 1、《中国历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由张岂之教授任总主编，由西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史学工作者共同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本书力求比较完整、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历代国家行政制度、施政方式的变化、历代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实际效果，历代人才培养、教育体制以及官吏选拔制度，历代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处理经验，历代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状况，注重揭示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2005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年台湾出版了繁体本。
 2、《中国学术思想编年》6卷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
 3、“西部人文学术丛书”（26种），全书涉及中国思想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和儒道释各领域的前沿问题。包括《中国思想学术史论稿》、《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道家哲学之研究》、《先秦文化散论》、《求学集》、《〈鹖冠子〉研究》、《〈周髀算经〉新议》、《贺麟学术思想述论》、《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论集》、《科学个案研究与中国科学观的发展》、《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20世纪初文化守成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死亡学视野中的佛教生死观》等，反映了西部地区中国思想文化史最新成果，已经有6部获得省部级科学研究成果奖励。
 4、《环境哲学译丛》（首批5种，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该丛书获得广泛影响，《光明日报》、《哲学动态》、《南京林业大学学报》、《新华日报》、《中国金融时报》、《中华读书报》、《科学时报》等多家报刊媒体发表了书评、介绍。学科点主办的《中国思想史论集》出版了2辑。期间学科点还发表学术论文627篇，其中CSSCI期刊237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报刊的论文共30篇。
学科点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自1978年以来共培养博、硕士研究生164名，已毕业122人，其中博士生58人，硕士生66人，博士后入站人员15人，出站9人，有20余名应届硕士生考入国内著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博士生有38名获得副教授以上职称，博士后出站人员8人，成为活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研究生教材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先后出版了《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2002年被教育部列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国历史》6卷本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另外出版的教材有：《众妙之门》（清华大学版社 1999年）、《中国历史15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重印）、《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中华人文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等。发展高级人才培养的同时，学科点始终关注弘扬和普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主办有面向大众的《华夏文化》季刊；张岂之教授发表了数十篇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论文，对推动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努力。
多年来，学科点在队伍建设、硬件建设、图书资料建设和学术交流方面也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学科点拥有自己的专业图书馆、“中国思想史网站”，办公和科研用房有近500平方米。学科点和国内外多家著名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之间保持有交流与合作关系。
    50多年里，该学科点的发展受到各级、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借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东风，相信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思想文化迎来了繁荣趋势，中国思想史已成为人文学科领域中一门国际化的显学。国内近年来本土文化自觉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国际上中外思想对话和比较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学术研究异常活跃，学科交叉空间日益扩展，传统思想文化蕴藏的民族精神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全球许多高校、科研部门，甚至民间团体都纷纷建立研究机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态势。国内目前重要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南开大学社会与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岳麓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历来关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西方国家19世纪开始陆续开展汉学和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产生了众多著名的汉学研究中心或者有实力的基金会，例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海德堡大学东方中心、布朗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加利弗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宗教研究系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与东亚研究中心、莱顿大学汉学中心、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中心、俄罗斯东方研究所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汉学研究学会活动频繁，例如，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R）、美国宗教学会（AAS）、美国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SACP）等。
    本领域目前的主要研究趋势有：本土思想文化传统的自觉性提高，由此而促进了对中国思想文化特质的研究，国学研究成为热点，中国学术史、经学与经学解释学、传统本土化宗教信仰及文化的研究开始复兴；在科学研究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古代学派和思潮研究加强，甚至出现了新的具有创新性的学派，比如当代新儒学、当代新道家、当代新墨家等；地下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考古器物隐藏的观念等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领域思想史持续升温，如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经济伦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等方面；借鉴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跨学科研究加强，出现了若干新的分支方向，例如分析思想史、哲学社会学、中国文化和认知科学研究的综合探索等；古代思想现代价值的研究成为热点，如中国哲学对当代环境哲学的意义；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和世界化研究稳步开展，中国思想的普世价值获得一定范围的认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反思与总结受到广泛关注，有关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张东荪、方东美、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牟宗三、贺麟等的深度研究得到加强；比较思想史研究迅猛发展，从一个传统的研究方向向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转化，许多创新研究找到了突破口，例如：基于哲学语言学、符号学、观念史和范畴的比较，有关哲学基础性和重大问题的比较，基于思维方式、文化哲学及民族性的比较，价值观、信仰系统等的比较等，同时，国际汉学研究成果和跨国家学术交流活动迭出；等等。
    中外思想史研究各有优势，值得互相借鉴。从国外有关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的一流成果来看，例如，Maryanne Cline Horowitz主编的 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DHI)（6卷本《新思想史词典》，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4）；李约瑟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中国科学和文明》第二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Graham, Angus Charles(葛瑞汉)的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78）；de Bary（狄百瑞）的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儒学的困境》，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儒学与人权》，Columbia Universiry Press, 1998)；Tucker, Mary Evelyn等主编的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儒学和生态学：论天、地、人的相互关联》，Buddhism and Ecology(《佛教和生态学》)，Daoism and Ecology(《道家道教和生态学》)（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 1998.1997，2000）；莱因哈德·梅依的《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M. Bevir（拜弗）的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观念史的逻辑》）（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Donald R Kelley的The History of Ideas: Canon and Variations(《观念史：规范和变化》,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0)；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视野开阔，知识结构多元化，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和新兴学科分支的开拓上值得本学科点借鉴。国际上同类学科点制度比较灵活，开放度较高，学术环境宽松，有比较健全的面向世界的访问学者基金和制度，重视学术交流学术评价尊重科学研究规律，这些也值得我们重视。
    有世界影响的论文和杰出中青年学术人才也是本学科点需要进一步瞄准的重点目标。国际上同类学科点还培养了许多有影响的战略家、外交家、国际政治与社会经济顾问等，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总之，本学科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国际范围内第一流学科点相比，有自己的特色，也有需要努力的地方，例如，在学术交流和创新研究、青年学术队伍的培养、资料和网络资源建设、其它硬件设施等方面需要加大投入。

本学科的国家（含部门、地区）需求分析 

    第一，学术理论需求：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奥秘，总结人类思想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机制与特点；恩格斯曾经说，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占有理论思维的最高度，近百年来，我国没有产生得到世界公认的思想巨子，本学科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从而对世界文明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思想史是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有助于推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科学与人文的交叉、整合，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繁荣。
    第二，实践需求：中国思想和宗教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对其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海外华人的自我认同和亲和力；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利于中华精神遗产、文化遗产的保护，承传中华道德、价值观念和信念系统，催生新兴人文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文明，这些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文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其研究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目前文化外交越来越重要，本学科的研究，可以扩大世界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学科点地处古代文化丰厚的古城西安，具有便利的文化资源，对陕西地域古今文化的研究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人才需求：西部大开发不需得到人文环境支撑，而这在根本上要靠人才，本学科的建设可以为西部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知识与精神的兴趣越来越浓，需求愈来愈深广，本学科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教育资源，这有利于西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思想文化史是一门高级精神科学，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所在，以中国思想史为龙头、兼及宗教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对我国思想文化与人文学科的发展具有战略性价值，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西部大开发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已经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中：“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

建设目标及发展思路

    本学科点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尊重科学研究的原则，加强科学管理，瞄准世界思想史研究最高水准，注重中国特色，将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紧密相结合，使研究所成全国一流、具有国际水准的开放研究机构。最近三年，进一步巩固中国思想史核心方向，先开展专题研究，有步骤地发展中西思想比较、中国宗教史、中国文化史等研究方向，建立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协调并进、相互支撑的学科体系。
    近三年的具体目标是荟萃资源、建设国际化平台、出人才、出精品，包括：就中国思想史整体性研究、宗教思想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重大问题启动和争取完成若干有代表性的成果；在借鉴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研究新领域的新开拓方面做出积极尝试，主要是中国环境思想史、文化与认知哲学研究等；出版10本左右水平较高的专著，力争继续在权威期刊发表若干篇论文；就某些社会文化领域热点问题展开调查，拿出有实践价值的战略或决策报告，逐步将学科点建设成地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在文献资料室、国际交流、硬件建设、主干课程教材研究等方面夯实基础、完善框架；在标志性的国家级科学研究基金、教学团队、人才项目、奖励等方面力争上游。
重点学科三年建设的运作思路是：以重点科学研究项目的开展为中心，以研究生教育和学术队伍建设为两翼。科研工作管理和实施的操作原则是：带头人、项目、方向骨干三位一体、三管齐抓，项目分工的责任、权力和义务界定明确、统一部署，总学术带头人承担总体责任，由其召集学术委员会制定选题任务和实施规则，并评估资金投入力度；各方向带头人领衔科研项目，要求和总学术带头人签订合同；项目研究由分方向带头人组织人员实施，科研项目基金分配按照责任高低和贡献大小分配、定期公开；项目结束后，由总学术带头人和学术委员会组织审查、修订；结合项目实践，重科研、强主干、抓骨干、养力量、建立广泛学术关系，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