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1987）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教育家，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诸学者并称为史学界“五老”。侯外庐先生将中国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享誉学林的侯外庐学派，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侯外庐论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
侯外庐先生论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指导。这正如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又说：“这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
侯外庐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开始于1928年至1938年这十年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他说：“对于一部完整的科学理论，翻译中的理解角度，往往不同于阅读中的理解角度。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这说明，侯外庐先生用十年时间从事《资本论》的翻译，是为了理解什么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真谛。
侯外庐先生曾经说，我们要现成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关于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具体结论，那是不可能的。《资本论》的主题并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没有提到中国。
侯外庐先生认为，马克思在分析以印度为主的东方古代社会时，曾经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不过这个理论并不十分明确和系统，因而国际学术界对此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分歧。在此情况下，侯外庐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查找出100多条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古代社会的论述，从而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1945年侯外庐先生发表《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1946年他又在修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出版）的基础上，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了全面的论述。
侯外庐先生的这些论述，其主旨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不同，有自己独特发展的道路，认为，世界上古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不止一条，有古典的形态（如希腊），还有非古典的形态，即“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在中国的古代表现为：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某些方面，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由此演变成为血缘的宗法制。侯外庐先生强调，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要找出自身的特点，不可用西方历史的模式来硬套中国历史。
在20世纪40年代，当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之际，他写下这样的感言：“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在20世纪，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史学家不必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中国思想通史》的学术价值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六册，260余万字），是一部完整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学术著作。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中国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更多是关于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内容。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时期）撰著于1946年，1947年出版，署名为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秦汉时期）与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上海解放前夕，作者除以上三位，增加了邱汉生先生，1950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先生指导他的几位助手，于1957年完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修订增补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时期）是在不适合进行学术研究的1957年至1959年完成的，作者队伍有所扩大，于1960年出版，分上下两册。侯外庐先生回忆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留下了粗糙的痕迹”。《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出版，内容从明末清初开始，由《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5年出版）补充、修订而成。
综观《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从写作、出版、修订到再版，历时较长，其时正是社会激变时期，侯外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生活在动荡中，承受着不少压力，但他们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其动力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强烈责任感。《中国思想通史》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中国思想史建立在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上，这样，思想就有了社会基础。
《中国思想通史》除力图展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还注意关于社会思潮与思想史学派的研究。它告诉人们：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研究，而且有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中饱含时代特色的思想史，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思想家与时代性结合在一起。
关于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系，侯外庐先生有两本著作，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可作代表。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曾提出“土地国有论”观点，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引起学术界的讨论。什么是“土地国有论”呢？他说：“我所讲的‘国有’即马克思所指的‘国家’或‘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它不是唯一形式。”不同历史时期的“皇权”就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
我还想提到，《中国思想通史》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这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对王国维史学方法有过精深的研究；杜国庠先生对儒墨思想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赵纪彬先生对章太炎的学术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论述；邱汉生先生精于古史考证，并长于义理发挥。他们的这些优长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中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和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结合，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发掘了不少过去不被人们注意的思想家，比如对清初方以智的全面论述，就是显例。他还重视中国思想史的普及工作，与其助手写了教材性质的书，如《中国思想史纲》《中国哲学史略》等。
侯外庐先生的自传《韧的追求》一书是以自评《中国思想通史》作为结束语的，他说：“我的工作只是对中国思想史作了初步探索，中国丰富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有待进一步整理与总结。‘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先哲荀子的名言说出了后来居上这个真理。我深深期望也深深相信，我国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之林将来会出现凌云的杰构。”
（原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