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哲学
谢扬举
面对全球政府、市场调控常常失灵，20世纪90年代全球兴起了治理思潮。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可否发挥积极作用，要看它服不服中国的水土。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有丰厚的治理思想土壤。《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百家都是“务为治者”，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治道”传统。
行“王道”，以此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儒家学派号称承继“先王之道”。据《尚书·洪范》，“王道”与“帝道”、“霸道”不同，可以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
儒家治理哲学的内容主要有：其一、“以礼治国”。儒家认为先王之道以礼乐为盛。《礼记·曲礼上》说，放弃礼，则道德、风化、法律、人伦、教育、军政、宗教都会失灵。实际上，礼仪制度是社会风俗和认知长期进化的产物，成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办法是顺理成章的。其二、礼制与德治相配合。儒家注重物理、事理、心理、情理的交融，不尚空谈，寓礼于教，仁礼结合。其三、角色和责任统一的伦理。儒家深信民本主义，孟子说民贵君轻。民本有上下协同治理的意思。《大学》将个人的正心、诚意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绑到一起，将天下平治落实到社会成员的身上。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指出每一种社会角色都要担当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其四、儒家追求永久太平的理想。儒家讲 “大同”、“小康”。“大同”社会中天下一家、天下为公，是一个自然平等和利好共享的社会。“小康”是“家天下”社会。家天下时期必须用礼仪治理。儒家为社会治理制定了理想的蓝图，见于《周礼》。其五、儒家认为缔造现实的美好社会是可能的。这要靠重用贤能之士，使人转变成君子。其六、战国末期，儒家逐渐除去迂阔的特征，转向治理的现实和效果。荀子开始提倡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后世儒者为了经世致用，认同儒法合流，乃至步入庙堂、介入社会，为社会治理做出了贡献。
以“慈”治理天下，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
道家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本质是“自然”，道的功能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历来关注政治和社会。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老子·第79章》，下文只列章号）如何铲除剥削、压迫、腐败制度这些“大怨”？《淮南子·原道训》总结说：“治在道，不在圣”，就是说需要“以道治国”。
道家治理哲学的要点有：（一）以天下看待天下。庄子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庄子·在宥》）意思是：天下不是一般事物，只有超越占有者、主宰者的心态，与人民共有、共治才能守得住，所谓“藏天下于天下”。（《庄子·大宗师》）（二）因任自然。《淮南子·泰族训》说：大禹治水是顺应水势，后稷稼穑是顺应地势，汤武革命是顺应民愿，所以治国贵在“因任”，能因任则省力而功效大。因任民性是政令省约和畅通的规则，脱离或违逆自然本性的治理是南辕北辙。（三）治理需分层次，不能千篇一律。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对象和治理方法错位注定失败。（四）慈爱是治理天下的必备要求。大道像尽责的母亲一样厚德载物，产生万物而不奴役它，养育万物而不标榜功德，引导众生而不做主宰者。圣人或统治者应该效法大道，统治是且仅仅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共享。老子说“慈”是治理天下“三宝”中的第一法宝（六十二章）。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五）让人民自正、自化。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即最理想的社会，统治者只是原理的象征，人民对谁是统治者无所谓。道家强烈要求统治者以“无为”自律，反对妄为和干扰，老子说：“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道家认为柔弱胜于刚强，否定威权专制、刚烈和暴力统治的合法性。（六）为环境治理提供文化基础。道家持有机整体世界观和天人相关的立场，将人类放在自然整体中看待，关注人和自然的互动，反对违逆自然和损坏自然，有保护环境的先见之明，对今天的环境治理有指导意义。
要充分认识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墨子自称“贱人”、“北方鄙臣”，崇尚自食其力，代表劳动阶层。墨家是自发性社会团体，崇尚狭义，爱好和平，自苦救世，不惜自我牺牲，有自己的治理哲学。
（一）以天下大利为先。墨子伦理观是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原则是“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围绕这个中心，墨子提出治理天下的十大主张：即兼爱、尊天、明鬼、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二）从国情出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说明墨家善于对症下药谈治理。（三）“兼爱”、“非攻”的国际和社会正义观。“兼相爱”是为了国际和社会“交相利”，“非攻”是为了国家间“交相利”的大端。“兼”和“交”体现了主体间性，是互利共赢的思想。“兼相爱”使社会良性互动，“别相恶”导致社会恶性循环。（四）尚贤、尚同。尚贤是战国时期从亲亲、尊尊、贵贵的世袭政治向新的贤能政治转变的反映。尚同思想体现了墨子对国家起源和本质的思考。墨子认识到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是春秋战国之际贤能政治最出名的提倡者，他说：“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尚同，指“同天下之义”，包含天意、稳定、制度、公义等。尚同思想是对国家起源的新看法。《墨子·法仪》说： 禹汤文武兼爱天下，其利人多，所以得到天助被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说古代处于自然争夺的状态，所以选拔贤才当天子。意思是国家和统治者是应协调社会冲突的需要而出现的。“尚同”还包括“天志”。墨子说国家要符合民意，也要符合天意，“天意”代表天神的正义，能约束天子。（五）在社会生活和风俗方面，墨子提倡“非命”、“节用”、“节葬”、“非乐”，倡导勤劳实用，反对奢侈、厚葬久丧和沉湎于音乐。
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
古代“法”的概念总刑法、法理、法典和法的政治哲学于一体。得名“法家”是因为法家人物特有的法的政治哲学观。在专制的屋檐下，法家力求公平、程序化和正当，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巨大作用，百家中无出其右者。法家代表人物都亲身主持过变法运动，了解社会治理。
（一）韩非总结了法、术、势。韩非之前，慎到重“势”，势即权力、地位、威势。他说尧是匹夫，不能差遣身旁的人；做了天子就能令行禁止，所以势位是关键。申不害重视“术”，术是最高统治者课考用人的手段，不等于阴谋权术。商鞅重法，制定一揽子法律，重创世袭制度，变革了秦国积习。韩非综合了法家前辈的成果。他反驳慎子，说夏桀、商纣势不可谓不大，照样失败，可见专言“势”不可。他批评申子，认为法令没有深入人心就杜绝不了奸诈（《韩非子·定法》），偏重术是有限的。商鞅认为法治是根据“必然之理”而来的“必然之政”（《商君书·画策》），韩非最欣赏的是法。（二）人性恶。韩非认为，人和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性恶是君主可以操纵和利用人的机制。例如：医生吸病人脓血是因为有利可图；造车匠望人富贵，做棺材的盼人早死，也无非是想卖掉车子和棺材，无关乎道德；父子之间只有计算之心并无别样恩泽。韩非说君主治理要利用人的心理。（三）国家和法治的必要性。韩非认为，国家是为保护人民安全、改善人民生活应运而生的。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君主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
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集合更多的智慧和优长
儒、道、墨、法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不同途径，其思想各有偏颇得失，所以战国兴起了杂家。杂家有三大宝书，即《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杂家是形式杂而精神不杂，是历史上化思想为治道的渊薮。这里扼要介绍《管子》和《吕氏春秋》的治理理念。
（一）管子学派（管仲学派）。该派是田齐扶植起来的，旨在发展管子思想，荟萃百家，改革强国，完善治理，复兴姜齐霸主雄风。（1）礼法兼用。《管子》的主体思想是社会和国家治理，核心是齐法家。齐法家在总体上不像鲁国那样纠结于宗法制的周礼，也不像三晋法家那样绝弃礼义仁恩，而是存礼用法。在对礼的继承和发扬方面，《管子》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齐法家也重法，《管子·任法》云：“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难能可贵的是，齐法家对法的有限性有清醒认识。《管子·小问》篇记述，齐桓公请教管仲如何能征服人民，管仲不客气地回敬说：“此非人君之言也”；齐法家还反对法律的严苛和繁重，《管子·正世》认为，如果人民不堪重负，则“诛罚重而乱愈起”。（2）以民为本。管仲学派善因人情，强调民心、民力、民利的重要性。今日“民情”、“民心”、“民意”、“民事”、“民利”、“民养”、“富民”、“民富”、“民用”等，都是《管子》的常用语。“以人为本”这个著名的命题即出自《管子·霸言》。《管子·治国》说：“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天人贯通。阴阳、五行观念在《管子》中首先合流。《管子·四时》以阳阴配生杀、德刑，说“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管子·五行》要求“人与天调”。阴阳五行是古人整体与动态思维的模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4）治理思想很系统。它提倡分层次管理，认为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治理不能错置，所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管子》对国际、国家、行政、市场和经济、农牧业、土地、军政、舆论、文化、价值观、教育等众多方面的治理都有详细论述。（5）民风建设。《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意思是观察地方风化，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国情是治是乱。《管子》要求统治者制定政令时体察民情、尊重风俗，注意“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
（二）《吕氏春秋》的治理思想。《汉书·艺文志》说，《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1）体系博大。建立了一个阴阳五行的宏大架构。“十二纪”本着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总纲领，建立了一个阴阳五行的施政系统。这个系统依照阴阳五行变化的时空顺序，囊括天地人神和万物，将各种社会、政治和人的活动纳入一个教令模式。这个体系标示着中国宏观治理的高度。（2）兼收并蓄的论证。没有天生的“亡国之主”和“贤主”，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集合更多的智慧和优长，所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该书认为百家侧重点不同，明君应当扬长避短，能“齐万不同”（《吕氏春秋·不二》），善于利用，“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吕氏春秋·执一》）
治理思潮有可能使得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和治道传统获得新生。治理哲学和中国古代治道都主张重视人民和社会自主治理。这给当代国民素质的提高提出了重要的任务。严复曾经说：“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民智、民力、民德三者是自强之本，“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如果我们要回归社会，推行共同治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化正能量，就需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日新公民——日新其德、日新其能。
（原载于《北京日报》2014年8月25日“理论周刊”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