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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简介: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笔名栗子、谭心，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华夏文化》(季刊)主编。参与主编《宋明理学史》等，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等。
本文为张岂之先生2012年12月在西北大学的演讲。
精彩阅读:
■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似可归纳为:1.天人和谐；2.道法自然；3.居安思危(忧患意识)；4.自强不息；5.厚德载物；6.诚实守信；7.以民为本；8.仁者爱人；9.尊师重道；10.和而不同；11.日新月异；12.天下大同。
■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应当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不同的事物，博采众家之长，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是多样性的统一，即“相反而相成”，它反映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本色。
■ 老子穷本探原的朴素辩证思维中，没有人类中心的偏执，也没有否定人的作用。老子理想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各有个性，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是人类最早提出生态文明含义的哲学家。
什么是“文化”？
我的讲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略论”，重点放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所折射的中华民族精神，选择若干重点加以论述，供大家参考。
“文明”一词是我国固有的，并非从外国移植而来，与civilization不完全一致。“文化”虽然古汉语中也有表述形式，与culture相对应的“文化”一词却是20世纪初辗转来自日本的词汇。《周易·贲·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认为君子应当研究两门学问:一是天文，使人知道季节时令变化，不违农时；一是人文，用文明去教化、感化人们，使社会平安和谐。《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大有·彖辞》:“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认为有文明美德的人像龙一样，能适时行事，其事业伟大美好。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个词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的)，包括: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社会制度、生态文明。这些对应于具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防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而言。判断一个国家的实力，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软实力显得更加重要，例如价值观、民族精神，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而生态文明则是人健康生活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
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称之为文化的多样性，每年5月21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联合国每年为此举行庆祝活动。我国十分重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用“源远流长”来表述，非常恰当。如何给中华文化一个完整并能全面反映中华民族特质的界定，前人做过许多努力，有很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十八大报告的第六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一开始就用了这个关于文化的界说。
这个界说阐述了中华文化连绵不断，传承创新，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告诉我们:新石器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据历史学家的研究，炎帝族和黄帝族是中国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黄帝陵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境内。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1994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整修保护黄帝陵，增强民族凝聚力》，强调:“黄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代表意义的旗帜。而通过整修黄帝陵工程可以使所有中华儿女在共同祖先面前，搁置一切歧见，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黄帝陵整修后，进入21世纪，陕西省在祭陵活动上不断改进，每年清明公祭黄帝，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活动。
文化界说中的“人民的精神家园”，源自十七大。十七大报告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四个方面论述，其中第三个小题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说明既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又要创造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总之，上述的“文化”界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阐明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思想、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应从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上看。即今天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与发展。这个道理，2006年4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这样说:“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他以“自强不息”为例，说:“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强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我国学术界近几年来展开讨论，取得许多成果。我的浅见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似可归纳为:1.天人和谐；2.道法自然；3.居安思危(忧患意识)；4.自强不息；5.厚德载物；6.诚实守信；7.以民为本；8.仁者爱人；9.尊师重道；10.和而不同；11.日新月异；12.天下大同(对这些理念的阐释，可参看我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学习出版社，2012年11月版)。这里，我想以忧患意识为例作些说明。
“忧患”一词出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周易》可能是西周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在《系辞》的作者们看来，《周易》主要讲天地、人事变化的道理，即“变易之学”，正如《系辞下》所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认为社会及其礼仪刑法都会有变化，变化了就能发展，发展了就能畅通，畅通了就能长久。对于这种变易之学，《系辞》的作者们用“生生”、“日新”加以称赞，认为这是“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由于社会处于变化中，与此相应，《系辞》倡导当政者们应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在《老子》、《孙子兵法》等古籍中有深刻全面的论述。
忧患意识世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征将“忧患”解为当政者应当具有的精神状态，他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新唐书·魏征传》)要治国理政者去研究、认识安与危、亡与存之间的辩证关系，提高忧患意识(“思”)，国家就可以安全太平。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忧患”意识的文字表述，并不少见。如北宋时期关中大学者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书》卷14《近思录拾遗》)，这是批评当时学人追求功利，缺少远大理想而言的，其中含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儒学本质上是“人学”
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基本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儒学有这样的历史功绩？我想，由于儒学本质上是“人学”。
一，儒学从人心(思想)、人性讲起，倡导人们勤奋学习，成为君子。不论早期儒学，还是宋明时期的儒学，始终守住这个基点，尽管在具体的阐释上有差异。
孔子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他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的精神世界。达到这个境界，靠的不是苦思冥想，而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不谈生前死后，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在春秋末期，能说出这样的话，很了不起。当时有人提出“三不朽”:人皆有死，但人在生活时有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贡献，世代相传，风范长存，因而子孙们应“慎终追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叫做文化传承。
二，儒学强调人应当有道德修养，认为这是“人禽之辨”的界限。孔子倡导的道德论，集中在一个“仁”字上。这个词商代已有，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用“仁”字阐发出新道理。什么是“仁”？他回答:“爱人。”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君子，他的道德操守体现在既尊重自己，同时又尊重别人；自己要做有道德有尊严的人，同时也要引导别人去做有尊严的人；一个君子，心中不能只有自己，更要有别人，去关爱别人。
在孔子看来，人的思想行动符合“仁”的标准，可称之为“仁人”。这样的人当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他会牺牲个人的生命，去殉他的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秦统一六国后，两汉时期，个人的“人格”观念与时俱进，演变为“国格”观，不但个人有尊严，国家更要有尊严，为了国格，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不惜牺牲自己，去捍卫祖国的尊严。
三，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出了理论依据。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应当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不同的事物，博采众家之长，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是多样性的统一，即“相反而相成”，它反映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本色。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主张“天而不人”，向大自然回归，否定人的主观愿望与知识；儒家荀子批评这种主张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主张仁义道德不仅是人的特征，而且是天地万物的法则；庄子就曾批评这种观点是狂妄无知，他举例说，毛嫱西施是人见人爱的美女，但鸟类见了都会高飞而去，鱼类见了会沉潜水底，可见人的美感标准就不能为鸟类、鱼类认同，等等。不过，儒家在批评道家的时候，也注意到道家在天道探索上取得的理论成果，意识到知人不可不知天，对自然天道作了一系列创造性贡献。而道家也意识到儒家人学的长处，道家后学，所谓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出融合儒、道的特色。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了外来(印度)佛教传入后的中国化。比如，佛教相信它所论述的精神境界及其体证方式，比儒家高明。南朝僧人慧琳作《白黑论》，指出佛教讲的是人生之外的真理，而儒家讲的不过是人世间的道理。但在儒、佛交流、融合中，人们认识到，人不能不讲人间的道理，因此中国化的佛教汲取了儒家的某些理论成果，建立了不同于印度原有佛教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包括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所谓“人人皆有佛性”，和儒学人人皆可成为尧舜，就有相似之处。从以上的举例，不难看出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观在推动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起了很大作用。
四，儒学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养生学。孔子说:“仁者寿。”将“仁”和“寿”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仁”有特定的含义，据东汉时包咸的解释是“性静”，唐孔颖达解为“少恩寡欲，性常安静”，这类似于北宋苏轼所说的“心平气和”。在孔子看来，有德者长寿。
孔子以后，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都有关于养生的论述。比如，孟子就是最早提出“养生”概念的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位是庄子)之一，他把“养生”与“送死”作为人生面临的两大问题之一。“养生”指侍奉父母，使其身心健康、颐养天年。在早期儒家文化中包含养心与养生两个方面。养心就是精神修养，“养身”指多层次的身体保健。在《论语·乡党》篇中记载了孔子关于衣食保健的方方面面，他提出八种饭菜“不食”，食物发霉变味不食，鱼肉腐烂变质、气味难闻、饭菜夹生或太过、不到吃饭时间、不得其酱不食等。这个“酱”，据说指的是一种白芍酱，具有消炎的作用。除儒家外，老子和庄子等道家人物，在养生学上也有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部编撰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写定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完成了中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理论体系。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天人和谐，形神一体”等理念，在今天更加需要继承发扬。
五，中国的儒学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不能否认的是，儒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皇权统治以儒家“经学”为统治思想，而社会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含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的机制、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儒家有关。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西汉时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易》、《书》、《诗》外，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成为“九经”。宋代，“九经”与《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成为“十三经”。儒家的经书从“五经”到“十三经”，是因为社会演进的需要，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思想资料。儒家经书既维护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论述。儒家经书所体现的等级性、包容性、普遍性，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教科书。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从《三礼》可以看出，“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无论在哪里，‘礼’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按:指的是普遍性)，所谓乡俗、风俗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国各地，不论风俗和方言有所不同，但在“礼”的层次上是认同的，扩而大之，这也叫做文化认同，由此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为培育民族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儒学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中也有糟粕，但这些并不是我今天讲演的侧重面，不作发挥。还有，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儒学有所批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不能因此而否定倡导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的历史功绩。我们今天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反思过去，有经验，也有教训，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之一，应当加以弘扬。因此，有些学人建议将孔子的诞辰(9月28日)定为教师节，我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老子“道法自然”哲学观
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越高，他对文化的传承创新能力越高。而民族的理论思维往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思想上。中华民族在生衍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它明显地带有自身的特色。
这个特色体现在:古代哲学是“天人之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世界的东方，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它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和农学成果，贯穿其中的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的天体，即古文献所说的茫茫苍天。以《周易》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
春秋末期，老子和《老子》书将“天道”与自然联结起来，构建了“道法自然”的哲学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创造。
有些学者认为，《老子》书(《道德经》、《老子五千言》)并非老子本人所著，成书于战国时代。三国时期魏人王弼为《老子》作注，其注与《老子》文本珠联璧合，都是哲学美文。后人将王弼注本称为《老子》书的通行本。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又发现了《老子》的地下文书——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足见研究老子思想的材料相当丰富。
《老子》五千字，赫然在目的一个理念，就是“道”。该书第一章为老子思想的总纲，称“道”是“有”与“无”的统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什么是“无”？不能照字面解释成什么都没有，“无”指的是空间、空虚。“无”还指“道”不同于常见的物体，不能说它是圆或方，它具有不确定性。天地万物的最初形态，可称之为“有”，由此演变出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
老子不用神(上帝祖先神)去说明世界，也不用不同的物质(如金、木、水、火、土)去揭示世界的本原。老子用智慧去推断世界的本质与来源，这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简言之，是智慧之学，是从多中求一的学问。世界现象多种多样，其中贯穿着的本质或本原，就是“一”，老子称之为“道”。
世界万物怎样从“道”中产生？老子回答说:“道法自然。”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千变万化的世界。“天道”即自然而然的道理，它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虽然稀疏却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都囊括在其中。在老子看来，与天道自然相反，人道显得自私、不公。如何改造人道？老子回答说:人道应当效法天道自然的本性。这种抽象的论述是否有社会的意义？有的。在老子看来，天道表现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慈善，而现实社会与此相反，呈现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
老子这样描述“天道”的自然本性:“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指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直至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在老子思想中，“反”具有转化和返本两种含义。在这个总法则的影响下，老子描绘了强与弱，生与死，福与祸，上与下，前与后等相反而相成的画卷。他主张把天道的自然特征引入人事，使当政者具备“柔弱”、“无为”的品格和风貌:淳朴、谦卑、不自以为是，不扰民，“以百姓心为心”。这样，经过天道自然理论浸润的人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达到“道法自然”原初的和谐境界，这就是《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境界。“和”就是和谐，在老子思想中对此也有其他的表述名称，例如“无为而无不为”等。“无为”主要指清除独断的意志和专断的行为，含有不妄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老子穷本探原的朴素辩证思维中，没有人类中心的偏执，也没有否定人的作用。老子理想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各有个性，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是人类最早提出生态文明含义的哲学家。《老子》书和儒家的《易大传》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模式。
战国时期，庄子继承老子思想，但是他强调自然而否认人为的观点，把人的主观努力看成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破坏作用，是不全面的。《庄子·大宗师》说:子桑遭受饥饿，于是思考饥饿的原因，“父耶？母耶？天乎？人乎？”他想父母不会使他挨饿，天也不会这样，难道是人吗？最后却归结为人的命运，命不好就要挨饿。这样，庄子在天人关系上否定了有意识的天，却宣传了无可奈何的“命”，这种自然宿命论，受到战国末期儒家荀子的批评。在荀子看来，自然之理与人为努力应当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朋友们，限于时间，我只能讲到这里。通过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到，在今天和未来，“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家都应当关心的大事。谢谢大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