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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
发布时间:【2012-12-14】        阅读:1 次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

张岂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因为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其灵魂是思想,即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大体相同,不过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我的看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可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天人和谐、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里以“以民为本”和“忧患意识”为例略作分析。


  早在西周时期,为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以“民”为镜,时时对照,反省执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屡屡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可见在3000多年前,我国已经产生民本思想。


  战国中期儒学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末期荀子认为“民”和水一样,既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官府衙门的大堂上都挂有“明镜高悬”等大匾,寓意为官者应为民作主,明辨是非,公正无私。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把君看成“天下之大害”,将民本思想与反对封建专制君权联系起来。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代的“以民为本”,需要从“民本”进到“人本”,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牢固地确立“人”和“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本”,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会的跨越。


  在我国古代,与“以民为本”理念相联系,还有“忧患意识”。“忧患”一词见于《易大传·系辞下》,认为君子应与时俱进,“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朝政治家魏征把“忧患”解释为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认知程度。据《新唐书·魏征传》载,魏征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认为治国理政者只有不忘国家危亡因素,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些要点。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人们经常把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范仲淹访问过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由于天气阴晴风雨的变化,游览者的心情有所不同,由此范仲淹引申出:政治家如何才能不受外界影响而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的回答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将“忧患意识”与忧国、忧民联系起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然需要倡导“忧患意识”,但并不是简单地传承古代“忧患”理念,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提升发展,使之具有新的内容,体现在民族复兴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还应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略作分析。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则是19世纪在西欧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可见,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那么,二者是否有会通之点?回答是肯定的。


  会通点表现在对于“人”的研究上。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将儒学归结为“人学”,我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先秦时期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在“人禽之辨”、“文野之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什么是“人”,以及“士”这个阶层的人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儒学指出人有道德自觉,有群体的社会生活,能从事农业生产,并创制礼法。而道德并非天上的神物,人在接受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和锻炼,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再向圣贤的境界前进。由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主张践行道德是人的本质,荀子则强调人们可以认识自然界某些法则,自觉地进行农业生产,过上丰衣足食和明礼知法的社会生活。上述儒学的一些基本论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人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指出“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可能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目标行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古代儒学讲的“人学”,是关于“君子”的道德学问,没有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但其理论具有引导人们走向崇高境界的作用,是宝贵的传统文化财富。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学”,则是关于人的科学即人的本质的理论。人的科学并不排斥“君子”的道德学问,因为这是走向人的科学的重要起点,而且在人的科学指引下,人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君子”道德学问的价值,从而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使前者得到发扬光大。


  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两个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再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历史基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要求我们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将这二者加以结合,意义重大。

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0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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