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侯外庐的中国史观
文|方光华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方光华,（1966—），湖南益阳人。历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西北大学副校长、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西北大学校长、西安市副市长。现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工商联主席。
文化自觉的关键是要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并能将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与坐标，才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今天，文化自觉已渐成一种时代思潮，其最大的特点是：扭转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以西方文化价值与文化理想为发展目标的文化预设，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了更深刻的自我认识，对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了更强烈的心理认同。文化自觉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有高度的自觉。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大多围绕着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而展开。众多学者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建立了异彩纷呈的学术文化体系，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文化体系，也有守成主义的学术文化体系，还有自由主义的学术文化体系，提出了许多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侯外庐的中国史观具有高度自觉地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侯外庐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的现实解决”。他始终将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研究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解决问题相结合，自觉反思中国历史和思想中的哪些因素会制约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前景，又有哪些因素能为现代化助力。他认为，文化自觉的关键是要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并能将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与坐标，才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所以，树立科学的中国文化史观尤为关键。他用毕生精力建设这样的中国文化史观。他通过翻译《资本论》，理解其唯物史观的精华，并将它运用到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侯外庐坚持将历史视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一。侯外庐认为，在复杂的历史内容中，要抓住两个根本：一是物质生产方式及相关经济制度，二是人们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他认为，观察物质生产方式既不能仅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仅看社会生产关系，而要看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他观察理论化的社会思维，既看其世界观（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又看其对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揭示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互动关系。判断历史上的思想命题，需要将思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中。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写道，“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又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否则，对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易犯主观化的错误，且易曲解古人的思想，即“流于附会臆度”。侯外庐可能是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中国历史与思想发展有其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是家族而非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非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非国民意义上的国家。由于当时考古资料的缺乏，侯外庐把中国文明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在晚年时，他已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方面的不足，并力图修正。但总体来说，他依据非常有限的考古资料所作的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独特考察，对后来者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认为，法典（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断定其为封建社会，而应从固定形式的法典着手分析。他把中国古代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战国时期就已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其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他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方面论述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明确提出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这不等于整个封建社会土地的基本形式均未发生变化。以两税法为标志，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秦汉至唐代开元、天宝间，后期从唐代安史之乱后至清初。前期以军事、政治的统治形式为主，表现为对土地的直接干预，而后期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表现为通过赋税方式的变化实现对土地所有。经营的方式有所改变，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未变化。侯外庐还从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等方面考察了明代嘉靖、万历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指明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内部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侯外庐认为，中国思想的发展也有特殊性。第一，自然观念不发达，对自然界的客观真理研究不够，自然的客观真理未成为人类生活的科学依据。第二，先王观念尤为发达，始终关注社会秩序的等级与和谐。第三，缺乏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在遇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时，往往倾向于在内心消解矛盾。他说，如果从宗教的主要特点是把客观矛盾归结为主观消解角度来看，中国思想的宗教性非常明显，“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从侯外庐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发现他对神学世界观、私有权的缺乏、专制主义制度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此外，他还高度重视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私有权观念等可资发掘利用的优良传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及科学观念、法权观念和自由民主思想，是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在研究时，侯外庐常常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中考察。如在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时，他将“古典的古代”希腊城市国家作为主要参照。古代希腊是在氏族制度彻底被消灭、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城邦国家，而中国的殷末周初，氏族制度残余依然存在，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国家是“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氏族混合在国家里。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时，他以古希腊思想为参照，认为古希腊思想的起源主要在于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指出，先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史里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时，他始终将欧洲中世纪当做主要参照，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东方世界的关键”这一理论，认为中国秦汉以来的土地国有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对土地只有占有权，农民阶级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封建思想定于一尊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掌握着土地所有权。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时，他以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为参照。在考察明末以来三百年的社会变动和学术思想时，他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启蒙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视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他认为，16世纪特别是16世纪中叶后的中国，确实出现了类似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潮，“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而启蒙思想家并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是资产者，只是宣传启蒙思想的学者，使得瓦解旧的制度与思想步履维艰。启蒙者的思想中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如“外表与内容的矛盾”等。宏阔的世界历史视角，使侯外庐的历史研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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